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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精品素材|2019诺贝尔奖那些事

发布时间:2019-11-20

  锂离子电池的发明和应用,使得人们可以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并且更清洁的社会,因为锂离子电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约翰·B·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斯坦利·威廷汉(M.Stanley Whittingham)和吉野彰(Akira Yoshino)三位科学家获得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开发锂离子电池”方面做出的贡献。

  三位科学家分别来自美英日,他们对锂电池做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古迪纳夫将锂电池的潜力提高了一倍,为功能更强大、更有用的电池创造了合适条件;威廷汉在开发首个功能性锂电池时,利用了锂的巨大动力来释放其外部电子;吉野彰则成功从电池中去除了纯锂,取而代之的是比纯锂更安全的锂离子。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重量轻、可再充电,而且功能强大的电池,今天已经广泛应用于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的各个领域。而且,它还可以储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源。

  当全世界的人都使用以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的电器和IT终端设备时,人们的生活势必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改变的标志,其实就是让人类社会迈入生态文明的门槛。锂离子电池的发明和应用,使得人们可以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并且更清洁的社会,因为锂离子电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

  锂电池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也表明,能够造福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实用性成果,同样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垂青。

  正是因为有了古迪纳夫的理论和其发明的锂电池中的重要部件——钴氧化物阴极(钴酸锂,现在全世界的便携电子设备都采用这种阴极),以及威廷汉、吉野彰的锂离子电池的实用性研发,才让锂离子电池成为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平凡、廉价和实用的能源动力。

  吉野彰设计的锂离子电池以碳基材料为阳极,以钴酸锂为阴极,完全去除电池中的金属锂,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并由此确立了锂离子电池的基本概念和技术范式。

  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使用量的迅速增长,基于锂离子电池的储能应用还会越来越广泛。但同时,锂离子电池的广泛使用也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如何回收废弃的锂离子电池。如果处理不当,其反而会污染环境。锂离子电池具有化学和电气双重风险,目前被归类为第9类危险品。

  目前废弃锂离子电池通常来自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莱万特和马拉加比赛时间是,而且常与其他类型的电池混杂在一起。此外,市场上的锂离子电池至少存在14种不同类型的阴极材料,对回收、储存和运输都提出了重大挑战,需要更为安全的技术和操作。

  只有解决了锂离子电池在回收方面的可扩展性、低成本、安全性和环境可持续性,才可能从碳基经济向可持续能源转型,并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另一方面,目前的锂离子电池所装备的电动汽车,还无法与烧化石燃料的传统内燃机汽车竞争,尤其是价格。因此,还需要在锂离子电池的基础上研发出超级电池。或许这也是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对锂离子电池研究的一种驱动吧。

  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和阐明,不但帮助人们抵抗癌症和治疗癌症,也为治疗其他疾病(如贫血等)奠定了基础。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点30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威廉·凯林、彼得·拉特克利夫和格雷格·塞门扎共同获奖,理由是: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氧气和适应氧气供应,也可称为生物氧气感知通路。

  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通过氧气帮助细胞产生能量,以供给全身肌体使用,是人类在千万年演化中形成的呼吸规律。这就像汽车的发动机,必须要有氧气供给才能让燃油燃烧,产生动力,驱动汽车高速飞奔一样。

  然而,细胞感受氧气并不等同于汽车发动机的氧气供应。如氧气供应不足,就不会充分燃烧或不能燃烧油料,难以驱动车辆,但细胞在低氧条件下也会感知氧气,并促使肌体以别的机制来维持各种功能。

  三位科学家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他们发现了低氧诱导因子,这个因子不仅能使细胞耐受低氧,也能使细胞耐受营养过剩。其机理是,让细胞从需氧的氧化磷酸化产生能量转变为糖酵解代谢模式来产生能量,以维持各种功能。

  这个发现有多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是基础研究,既然是基础研究,首先可以跳脱具体的治疗疾病或其他实用价值的窠臼,从更为广泛的科学发现来探究这一发现的意义。

  可以看到,基础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相或真理。幸运的是,这一次,研究人员没有让细胞感受氧气的真相从鼻尖下溜过,而是穷追到底,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血液中缺氧,会刺激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再把刺激信号传导到呼吸中枢。其结果是,呼吸加深加快,心跳也加快,心输出量增多,以弥补血液中的氧气成分减少。而这一事实被视为是只有少数细胞和组织能感受到缺氧。

  但是,凯林、拉特克利夫和塞门扎通过各自的研究证明,人和生物体的多数细胞都能感受氧气的变化,尤其是低氧,因而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从生理到病理现象。而这一发现的意义就是从过去的独特性上升为概括性,从个性延伸到共性。

  作为共性的基础是低氧诱导因子会发挥中心作用,有了低氧诱导因子(由低氧诱导因子基因编码产生),就可能让人和生物适应低氧环境;反之,如果缺少低氧诱导因子,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对转基因小鼠敲除低氧诱导因子基因,小鼠会出现血管发育和氧依赖基因表达的严重缺陷,在子宫内发育期就发生早死。

  这说明低氧诱导因子基因缺失,会让生物无法正确感知和利用氧气,从而损害器官,甚至死亡。

  但是,低氧诱导因子也并非总是产生好的作用,它还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基因表达,后者是负责血管生成的分子。人体内产生过量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又会促进血管和红细胞的生成。这也为肿瘤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因为血管生长和红细胞能为癌细胞提供更多的营养,使得它们更有产生和疯长的条件,从而让肿瘤恶化。

  过去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在肾脏、肾上腺、胰腺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位置发生的肿瘤都生长在血管丰富的部位,而且它们会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刺激红细胞的产生。原因在于,肿瘤快速生长时,会导致肿瘤内部低氧,然后促使低氧诱导因子表达,从而促进血管生成,有利于肿瘤增长。

  有了这些认识,就可以帮助人们抗御癌症和治疗癌症。现在已有很多药物公司在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这个靶点研发新药,并且也上市了一些临床使用的抗癌药物。

  当然,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和阐明,也为治疗其他疾病(如贫血等)奠定了基础。例如,全球首个小分子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罗沙司他已在中国和日本上市,用于治疗透析患者因慢性肾脏病引起的贫血。

  凯林和塞门扎是美国科学家,拉特克利夫是英国科学家,他们发现生物氧气感知通路再一次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也证明了:基础研究一旦获得突破,将会极大有利于临床的疾病防治。

  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正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促使了新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新发现。在科学研究领域,两者缺一不可。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8日中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半授予加拿大裔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皮布尔斯,另一半授予两位瑞士科学家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以表彰他们在宇宙学和地外行星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皮布尔斯是谁,但一定听过宇宙大爆炸。皮布尔斯正是大爆炸宇宙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60年代计算了宇宙诞生过程,并预言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

  遗憾的是,就在1964年其导师迪克指导另外两名学生发展低温探测技术,准备寻找背景辐射时,贝尔实验室传来了两位物理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全天空不明低温辐射”的消息,迪克和皮布尔斯的理论准备工作,令这两位物理学家因为偶然发现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皮布尔斯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但皮布尔斯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他奠定了大爆炸宇宙学的科学地位,令其他竞争理论(比如稳恒态理论)彻底失败。不止如此,他的发现还进一步奠定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宇宙学方程和哈勃关于宇宙膨胀发现的历史地位。

  某种意义上说,此次皮布尔斯获奖,既是对他在宇宙学研究理论贡献的承认,也是对微波背景理论工作的纪念。这是一份迟到的颁奖与追认。人社部“人社服务标兵”先进事迹宣讲会在并举行

  诺贝尔奖对于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的表彰,则是对一个年轻的全新研究领域的最好鼓励。这对师徒通过恒星光谱分析,开创了径向速度探测技术,首次“发现一颗围绕类太阳型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大规模的太阳系外行星搜寻。

  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可以说开拓了哥白尼以来行星研究的新领域,对重新认识太阳系的形成理论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1995年以来,天文学家们又开拓了多种方法寻找太阳系外行星,二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找到超过4000颗系外行星,它们的大小、形态、轨道各异,挑战了我们关于行星系统的认识,迫使天文学家重新研究行星起源背后的物理过程。

  综合来看,三位天文学家获奖,一位基于其理论,另两位是基于其开创性的技术改进,这说明,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正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促使了新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新发现。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人类科学的进步,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辙,缺一不可。

  目前,在天文学领域的探索上,也活跃着华人科学家的身影。在佛罗里达大学工作的葛健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发展了直接拍摄行星的技术,令“路灯下的小蚊子”无所遁形。在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中国科学家涌现在天文研究领域,引领中国天文学研究的发展,早日做出迫近诺贝尔奖级别的原创科学贡献。

  三位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了“人体内如何调节并适应氧浓度的‘开关’”。

  欧洲中部时间10月7日上午11时45分,2019年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受诺贝尔委员会委托发布。

  美国科学家威廉·卡埃林(William G. Kaelin)、格雷格·西门萨(Gregg L. Semenza)和英国科学家小皮特·拉特克里夫(Jr,Peter J. Ratcliffe)三人因“在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供氧环境变化”方面的决定性研究成果和巨大贡献,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分享总计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8万美元)的奖金。

  卡埃林教授和西门萨教授分别任职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而拉特克里夫则是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员。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研究院在叙述三位获奖者贡献时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生理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并为人类探索对抗贫血、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疗法、新思路铺平了道路”。

  诺贝尔委员会称,人体内氧浓度各不相同且处于随时变化中,人体细胞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将氧气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养分,且在此过程中,细胞和组织对氧的利用率在不断变化,三位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了“人体内如何调节并适应氧浓度的‘开关’”,这一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对生理反应如何使存活成为可能的知识”。

  专业人士们指出,了解“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供氧环境变化”这一点,对治疗从贫血到癌症、从简单的外伤创口愈合到心肌梗塞等许多疾病和伤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大多数专业人士认为,尽管这一研究成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早期,但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助于更多科学家循此路径,探索更多控制人体内氧浓度“开关”的方式和药物,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治疗某些顽症。

  据瑞典公共广播电台(SR)和专业科学媒体《科学与未来》等介绍,今年负责评选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卡洛琳斯卡医学研究院共获得世界各地专门机构多达633个生理学及医学奖提名。

  SR此前曾预测,最热门获奖人选为在引发脑部疾病的Mecp2基因突变研究方面获得关键性成果的黎巴嫩裔美国人胡达·佐格比(Huda Zoghbi)。

  去年准确预测出获奖者的生物学家谢特泽(Jason Sheltzer)则认为,发现关键性DNA——CRISPR-Cas9的两位女科学家、法国人艾曼纽·夏蓬蒂(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人珍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最有可能获奖,最终的结果可谓爆了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卡洛琳斯卡医学研究院诺贝尔委员会书记佩尔曼(Thomas Perlmann)称,他已电话通知了三位获奖者,但在联系卡埃林时遇到一些小麻烦——因不知道其电话号码,他不得不先联系卡埃林的姐姐,结果这位姐姐第一次却稀里糊涂地给了个错误的号码,“但无论如何,获奖者闻讯后十分高兴”。

  以非典型的文学呈现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恰恰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彼得·汉德克这两位几无交集的作家的共通之处,也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双黄蛋”的价值所在。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这是70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次“双黄蛋”,也因此备受关注。去年的信任危机使得诺贝尔文学奖自1949年来首次推迟颁发,加之2016年的鲍勃·迪伦颇具争议,也引发“诺贝尔文学奖应真正回归文学”的呼声。

  曾在专访中表示“把诺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个巨大错误”的彼得·汉德克获奖,或许算是一种修正。不过更让人惊喜的,是这个“双黄蛋”与时代的拥抱。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位1962年出生的波兰女作家,在2018年5月和2019年4月连续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已然迈入巨匠之林。

  波兰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而大学时攻读心理学,又曾任心理医生多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同样创作小说的波兰诺贝尔奖前辈显克微支和莱蒙特不同,在文学之路上拒绝了现实主义,选择了神秘主义,惯常以碎片化的小故事,探讨个体梦境或集体潜意识,并将之组成一部完整小说。

  但若以为“神秘主义”就代表虚幻迷离,那就误读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位60后作家深谙当代人阅读习惯的变化,主动拥抱碎片化阅读,显然有异于传统文学的捍卫者。布克奖评委会就曾评价她的小说《航班》“不是一个传统的叙述”,“我们喜欢这种叙事的声音,它从机智与快乐的恶作剧渐渐转向真正的情感波澜”。

  或让中国读者暂时遗憾的是,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已完成的13部小说中,仅有《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和《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两部早期作品于近两年引入中国。但即使是早期作品,也可看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不同凡响。她的作品如同拼图,一个个填充于整体框架之内,她喜欢这种想象故事的方式,正是基于当下这个时代。

  相比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彼得·汉德克的名气大得多,早已在诺奖赔率榜上混迹多年,呼声甚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是孟京辉等实验戏剧践行者的偶像。

  因为作品近几年才进入中国,所以对于不少国人来说,彼得·汉德克的名气更多来自于电影界,来自他与文德斯合作的影史经典《柏林苍穹下》。但以他在文坛半世纪的成就,谁也不会说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不务正业”。

  1964年,彼得·汉德克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其后以没有情节和对白、没有场景与冲突,全程独白的《骂观众》一举成名。这部伟大作品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交相辉映,但二者截然不同,后者指向虚无,前者却呼唤人们寻找真正的自我。

  从《骂观众》开始,汉德克就步入了看似叛逆的道路。之所以说看似叛逆,是因为他的叛逆实则是前卫。这位主动终结大学生涯,初出茅庐就批判战后德语文学界一无是处的作家,从来不是“为骂而骂”的评论者,而是永远走在创新路上的践行者。

  半个世纪以来,汉德克几乎从未尝试其他作家热衷的现实悲喜与历史洪流,而是惯于呈现无序世界中的个体幻灭与破碎。多年后,人们才发现汉德克的超前,因为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双重作用之下,碎片化无处不在,集体一再裂变,个体也随之分裂。或者说,计量经济学论文 用Eviews对数据分析,早在数十年前,汉德克便已用自己的方式拥抱当下。

  以非典型的文学呈现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恰恰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彼得·汉德克这两位几无交集的作家的共通之处,也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双黄蛋”的价值所在。

  期待颁给阿比的和平奖能让非洲之角的和平气息,最终成为当地人民人人可以呼吸和仰赖的“和平空气”。

  10月11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公布201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帮助埃塞俄比亚和邻国厄立特里亚实现和解的埃塞俄比亚第15任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通常简称阿比)。这也是非洲连续第二年有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两位获奖者之一是刚果妇科医生穆克维格。

  瑞典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瓦伦岑在阿比获奖前曾指出,阿比作为一个“非洲人口第二多、民族多达80个以上国家”的总理,在促进民族和解方面表现突出,缓解了该地区猖獗的种族间暴力,并努力与相互仇杀二十多年的邻国厄立特里亚实现关系缓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在去年9月称赞阿比改善埃塞-厄关系的努力,是“给非洲之角带来的和平气息”。正如许多“圈内”人士所指出的,阿比是一个“任何人都难以反驳的、本年度最合适获奖人选”。

  阿比1976年出生于咖啡的故乡——埃塞俄比亚咖法省贝沙沙镇,父亲是穆斯林,母亲却是虔诚的阿姆哈拉派基督徒,在这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地区成长,令他自幼就感受到民族、教派冲突和暴力的可怕。上世纪90年代,他参加了推翻门格斯图政权的游击战,期间和厄立特里亚人、提格雷人等并肩作战,令他产生了更浓厚的“跨民族、跨教派和解”意识。

  战后厄立特里亚独立,埃塞俄比亚则因此丧失了海岸线,两国间矛盾激化并一度引发激烈战争,此后则陷入长期敌对状态。作为一名军官,阿比曾回到家乡贝沙沙,努力调解当地穆斯林和基督徒间的冲突,也曾在1995年“卢旺达大屠杀”后作为“蓝盔兵”军官前往卢旺达维和,目睹种族暴力所导致的危害和创伤,深深理解了“没有任何人能从种族和教派暴力中获利”的道理。2010年,他下决心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政治家致力于为本地区带来和平。

  2018年4月2日,阿比当选总理,7月9日即亲赴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和厄立特里亚总统阿夫韦基实现了历史性握手。正如许多常年致力于东部非洲和解人士所言,在短短一年里,阿比做到了许多人20年来都无法做到、甚至根本不敢想象的事,为非洲之角带来和平、和解的曙光。仅此一点,其获奖就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自“历史性握手”以来,埃塞-厄边界再未发生大的暴力冲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年积怨毕竟不是一人一力、一朝一夕所能化解。曾给人带来无限憧憬的边界开放,短短几个月内就走了回头路,期待中的永久性贸易协定至今遥遥无期,而两国间关系紧张的最大死结——出海口问题至今不见解决,埃塞俄比亚仍不得不舍近求远,仰赖吉布提和肯尼亚的港口。对此,阿比在努力,但暂时还不得要领。

  对此,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也心知肚明,主席雷斯-安德森雷斯-安德森将今年奖项的意义概括为“对阿比昔日努力的认可,及对其未来努力的激励和期待”。2009年,诺贝尔委员会曾以同样的“激励和期待”理由,将和平奖颁给上任不久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引来争议,“诺贝尔和平奖是否应该有期货”也成为争论焦点。不过这一次,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大约都会期待,颁给阿比的“和平奖期货”能获得收益,因为这意味着非洲之角的和平气息,将最终成为当地人民人人可以呼吸和仰赖的“和平空气”。